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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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，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、民族在抉择、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，它不可能奢求热闹。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，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，以及文学语言在突破语法一样，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，永远需要一种坚忍、淡泊和孤胆的热情。何况，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，那么作家就会在疲倦中得到安慰、自豪和激动。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，比自己更美，他会觉得此生因为追求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，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，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。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，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。

背后，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，他会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。

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。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，但是，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，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。

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，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。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，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。换句话就是说，继国际、国内的例子之后，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“翻译”的可能性问题。